大理加工生产金银手饰历史久远，所制钗环、手镯，戒指等首饰，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工艺精细，小巧玲珑。清末时期，大理亦有金银手饰销售街。光绪年间，从事金银首饰销售的商店较有名气的有“天宝”、“三元”、“富宝”。“恒丰”、“福美”等店号。生产销售到清朝末年达到鼎盛时期。新中国建立至今，大理、下关、凤仪、喜洲、巍山等地区仍有许多银匠，专门从事金银首饰的生产经营。制作工艺仍保留传统生产方式生产，主要产品常见有绕丝银手镯、雕花银手镯。嵌玉银手镯、金耳环、银耳环、戒指、项链、百家锁、玉簪。金钗等上百种，其中的“凤冠”，是白族地区的民族特需品，最受人们青睐。众多的金银首饰制品既是各族人民生活中装扮自己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又是表现各族人民勤劳智慧的工艺美术品。

    云南的珠宝玉石，日益成为广大游客争相购买、用于珍藏赏玩、佩带保值、馈赠亲友的珍贵物品。

　　出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云南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以腾冲、瑞丽、盥江、芒市等地为依托的珠宝玉石集散地。珠宝玉石正成为云南的一项大产业而逐渐兴起，驰名中外。仅在昆明一地，经营珠宝玉石的公司，商店达数百家，经营的品种有刚玉类宝石的红宝而、蓝宝石;绿柱石类的柑母绿、海蓝宝石、金刚石、石馏石 (紫牙乌)、电气石、紫水晶、黄玉、蛋百石、橄榄石、绿松石、孔雀石、独山玉、岫玉、玛瑙、珍珠等。南非、泰国等世界各地所产的珠宝玉石大多数也都可以在昆明买到，其中尤以翡翠最有名气。

　　翡翠是一种硬玉，主要产于缅甸。其化学成分是硅酸铅钠，硬度为摩氏7度以上，比重3.3。红者为翡，绿者为翠。玉石多为翠，一旦出现翡，就是"万绿丝中一点红"的宝中之宝了。达到宝石级的翠玉有四种绿色调，即祖母绿、秧草绿、苹果绿、翠绿。除此以外还有黄、黑、青、蓝，紫等色。好的翡翠首先要色泽艳丽，光彩夺目。绝色的，只需投入手指大的一点，就可以将一盆清水映红或映绿。其次是质地坚硬。翡翠晶体结构紧密，呈纤维交织状，因而韧性较强，不易断裂，经得住刮、划、磨。还有不褪色，不变质和遇酸碱不腐蚀的特点。另外还要稀有，只有数最少，才能"物以稀为贵"。

　　翡翠的品种有戒面、鸡心、马眼、杏子、元宝、玉镯、宝塔珠项链、灯笼、花件，"五色星"(即红、绿、蓝、黄、白五种颜色的手箍心)，"八宝"(象征福、绿、寿、喜，吉祥如意的玉雕片)，"九老"(象征长寿和富贵的9片玉雕佛像)，还有大白菜、青狮、白象、飞马等大型雕件。佩带翡翠饰品既能美化人们的生活，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国外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国学术界理解也不尽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民族与人种不同，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社会统一体，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各种族（或部落）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历史发展上的不同而形成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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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民族也称国族（Nation），指的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外貌特征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认知和感情。
葛林费尔德曾经对“nation”这个英文字在语义学上的演变情形，提供了一个明晰而完整的说明。她将nation这个字在意义上的演变分成以下五个阶段：（1）在罗马时代，nation指的是一群从同一个地域来的外国人（a group of foreigners）；（2）在中世纪的大学兴起以后，nation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意见的社群（a community of opinion）；（3）接下来，nation的意义又和教会委员会（church council）的参与者有了连结关系，而有了精英份子（an elite）的意涵；（4）在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nation的意义又有了变化，变为对具有主权之人民（a sovereign people）的指涉；以及（5）一直到其他的国家和人民也用nation这个字来指涉他们自己以后，nation的指涉对象再度转变，成为一群独特之人民（a unique people）的意思（Greenfeld 1992, 4-9）。
如果就“nation”这个字在现代英文中的意义而言，“nation”不仅指涉中文的“国家”（即英文的同义字state, country, commonwealth），也可以指涉“民族”（即英文的同义字people, tribe, nationality），而当一个“民族”以追求独立自治、建立“国家”为政治目标时，“nation”亦可以被理解成“国族”或“民族国家”（即nation-state或national state）（江宜桦 1998，7）。
民族（英Ethnic group或Ethnicity）是指一群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宗教、行为、生物特征而与其它有所区别的群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外貌特征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认知和感情。[1]
虽然中国古籍中早已有“民族”一词来指涉人群共同体，早在公元六世纪《南齐书》列传之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语句，但中国现代民族观念主要受到日译西书的影响，据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郝时远考据，古汉语“民族”有可能在近代传入日本，然而现代意义的赋予主要是在日译西书（主要是德人著作）中对应了"Ethnic group"和"Nation"等名词。[1]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划分，中国目前有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壮族、满族等56个民族。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民族。汉族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甘陕以及云贵川渝等地区。根据中国大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大陆总人数中汉族占91.51%。其他55个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等地；满族分布在东北；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台湾当局将大陆通称的台湾高山族称为原住民，并将其划分为12个民族。[2]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及国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根据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少数族群未必是炎黄子孙），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华侨或海外华人（未必有中国国籍）。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一词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关於中华民族的概念变迁，的历史学及人类学理论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及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
中华民族是生活在大中华地区境内各民族及海外华人的统称。起初是指汉族、炎黄遗族、华夏族等未明确定义，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广为流传，更随著诸多学者的提倡而广为人知。而后孙中山於三民主义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意涵逐渐由汉族融合各族演变成更为广泛的概念。中华民族是以汉、满、蒙、回、藏、西南边疆民族、台湾原住民及其他民族为组成 。经过一系列民族识别工作后，现今中国大陆承认有56个民族，其中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
中国民族分布图
中国民族分布图
民族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
广西民族大学的龚永辉教授认为，该斯大林给民族所下的定义过于封闭和呆板，几乎没有现实意义。根据他的研究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民族的要素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当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后，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民族差别逐渐消失，世界各民族将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用来表达类似「民族」概念的语词，为数不下数十种，既有「民」、「族」、「种」、「部」、「类」等单音词，也有「民人」、「种人」、「民群」、「民种」、「部族」、「部人」、「族类」等双音词，独独未见「民」「族」二字连缀并用成词者。（韩锦春、李毅夫，1984：36）目前已知汉语中最早使用「民族」一词者，见诸1837年西洋传教士编纂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所刊<乔舒亚降迦南国>一文。2（方维规，2002：2）兹后王韬与康有为所编《强学报》中，分别都曾使用过这个词汇。（彭英明，1985：8-9）不过，「民族」一词在中国之广泛流传，则是迟至二十世纪初期之事，而此时一般所使用者，却与上述的语言先例略无瓜葛，而是借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拼凑「民」、「族」二字，以对译西文Nation一词所成的汉语新词。易言之，吾人今日习用之「民族」一词，实为一翻译名词，也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西、日等不同文化系统间跨语际（Translingual） 文化实践的特殊产物。（Liu， 1995）
“......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和概念根源于西方。这便是今人探讨和解读“民族”术语和概念时大多先从西方“民族，术语说起的原因之一。现代英文、法文、德文中含义为“民族”的术语有“People”、“Nation”、“Nationality"、“Race "、“Ethnic group" ，"Yolk”等，它们大多起源于希腊语、古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英文“People”一词（现代含义包括人、人民、民族、人类、公民、民众、种族、黎民、百姓等）源于拉丁文“Populus”一词。西方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拉丁文“Populus”一词来源于现已消失的伊特鲁里亚语（意大利中西部古国语）。由于伊特鲁里亚语的语源关系一直未得到解明，因而无法解明拉丁文“Popu-lus”出自伊特鲁里亚语的何词何义。"Populus”一词的本义为“震动、颤抖、沙沙响、沙沙声”，与希腊文的"Pallo"嘈杂、喧哗、沙沙响、沙沙声）同义；而“Popu-lus"引申义指“人、人民、市民”，一般指“在古罗马公共广场上聚会于树荫下的人”。......【摘自黄现璠遗稿 甘文杰、甘文豪整理《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一）》，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总第151期）】
正因传统汉语中并无足以适切表达「民族」概念的语汇，中外学界对于前近代中国是否有过堪称「民族主义」的政治 / 文化概念，遂亦不免各持一辞，相争不下。一般来说，中文学界的学者大都根据《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一类的话语，认为中国人的族群与文化之自我辨识（Self-identification）确立甚早，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远溯先秦；因而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由西方NATIONALISM一字直接译来」，而是「一种时代的醒觉与反应」，其效应所及，殆不过「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而已。（王尔敏，1970：209，229；李国祁，1980：21）然而，如罗志田所指出者，「族类」观念所构成的「夷夏之辨」，并非如近代「民族」概念对外深拒固闭的严格界线（Hard boundary），而是因势而异，漂移不定的柔性界线（Soft boundary）。《左传》上固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同时却也明白宣示「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念，易言之，这种观念原即揉杂着「种族」与「文化」两层不同意涵，何者较占优势，端视汉族与其它族群相对势力的强弱而定。大略而言，历代汉族政权强盛时，常常是以文化优劣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反之，季世势衰，则转而强调血统的传承，以「坚夷夏之防」。（罗志田，1998：35-60）就此而言，族类，充其量只是一个高度含混，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也正由于族类观念内在的暧昧性，倾向中国民族主义自发论的论者，也往往偏好刻意彰显传统中国「民族意识」中包容性相对较强的文化侧面，乃至视之为一种「原型的」（Proto）文化民族主义。3 （余英时，1988：18-21）
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一词使用非常广泛。但不同场合，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一种是广义的，泛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土著民族等，甚至氏族、部落也可以包括在内。或用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另一种是狭义的民族，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即指各个具体的民族共同体。如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等。[1]
民族属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范畴，不是在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同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就会消亡。民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经济和生活，即民族文化、民族特征形成的过程。民族形成之后，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必然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小，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的因素也就逐渐增加，最终达到民族差别的消失，即民族融合的实现，人类又恢复到无民族差别的状态。但这不是恢复到史前史期那种无民族差别的状态，而是在形态上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曾有许多民族活跃在各个时期的历史舞台上。经过长期的分化、融合和发展变化，最终形成今天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并存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和民族问题，无论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始终把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把尊重、团结和帮助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政策、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设政策、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等。
为广泛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等主管民族事务的工作部门。在民族聚居区建立了3级150多个民族自治地方。在北京等地建立了民族出版社、《中国民族》杂志社、《民族画报》社等多家民族类新闻出版和宣传机构，出版了大量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在北京等地建立了13所民族学院和众多的民族研究所等教学、科研机构，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涌现出大量科研成果。
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被其认为是较为科学而完善的。尽管因为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仍然存在一些民族问题，中共还是在努力维持各民族团结一体的局面。中共宣称，56个民族间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是稳定而牢固的。因此中共相信，在它的英明领导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将更加辉煌灿烂。